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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等事也只有发生在不杀言事之臣的宋朝吧。

    章越道：“子瞻兄，你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苏轼道：“吾早有料，效仿范谤之举。”

    章越眼中，苏轼此举有些不自量力，但在反对新法的官员眼底，苏轼此举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自己的意见，但仍一遍又一遍的上疏。

    苏轼要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作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李大临看了苏轼的文章也是默然。

    章越将苏轼的文章还给了他，自己还能说什么，如今自己能办到的也只有尽力保住苏辙了。

    苏轼问章越道：“度之是否觉得吾文不合你的意？”

    章越道：“子瞻兄，我不瞒你，虽我不认同汝所论，但汝所论的每一字皆有必要。若无批评之言，又何须赞美之词。”

    苏轼道：“吾知之。”

    章越心知改变不了苏轼，王安石讲‘一道德’，‘立法度’，但不会容忍有人屡次三番批评他，不断试探他的底线。

    苏轼写好奏章之后，次日初考官与覆考官皆将卷子送至详定所内。

    详定所中，先定首卷。

    但见初考官吕惠卿将一封卷子定为头名。

    卷首写得是‘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而覆考官刘攽却将此卷贬之第二名。

    状元之争，需将此事面奏官家。

    苏轼，章越，吕惠卿，刘攽，李大临五人在官家面前打起了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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