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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我们皆知，但是现下形势紧迫，西北动乱虽平，但叛王们依然蠢蠢欲动，需要朝廷加以安抚；南朝皇帝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我朝不得不陈重兵于河南、山东备战，保卫京畿；而朝廷财政困难，大汗也是为难啊！”不忽木解释道。

    “现下中原百姓不仅要负担国之赋税，还要承担诸王的供奉，而今还要缴纳各项杂税捐赋，一年辛劳的剩余却难以果腹，遇到灾年却仍要缴纳捐税，百姓只能典卖土地卖儿卖女，生活无以为继，朝廷这简直就是逼良为盗。”崔彧却是驳斥道。

    “唉，我们皆与大汗论及清理杂税捐纳，减免赋税，尔等也多次上奏，结果大汗不肯，皆是无疾而终，又奈何啊！”不忽木脸色黯然地道。

    在铁穆耳继位后，朝廷平定了西北叛王，与南朝关系驱缓，朝中重臣们便上奏改革税制，实施轻徭薄赋之策，与民休养生息。但是他们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却难以立竿见影，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使得提议总是议而不决，直至大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是啊，轻徭薄赋乃是圣人之说，我等之志，千百年来却又有哪朝得以实施啊？”崔彧听了也不禁丧气地道。

    他是儒学大家，饱读经史，又入仕多年，当然清楚治国之道，国计民生，首重财赋。“轻徭薄赋”四个字出自《汉书·昭帝纪》，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即减轻徭役、降低赋税，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且自孟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开始，历代王朝都标榜“民本”理念，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历代的赋税思想虽然大都倾向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说是屡改屡败，屡败屡改，也没多大成果。最终，轻徭薄赋成为纸面上的政策，百姓的负担依然相当沉重。

    而又何为“徭”与“赋”？

    所谓“徭”，就是役，这两个字常常连用，徭役是古代平民所要承担的政府派给的无偿劳动。且自周代起，徭役就有赋役与职役之别。

    赋役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为某种事项所提供的劳役，如开运河、修城池、修宫殿、修道路堤堰、运输军需物资等，即所谓“力役之征”。

    职役是指按照户等高低，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某些职务，也就是为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承担无偿公职，它比赋役存续的时间更长。

    赋就是税，但赋的出现早于税，最早是以包括田赋在内的“贡”为其基本形式。贡即贡纳者必须履行的奉献义务。赋字从武，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人力的征调，战国以后，赋与税逐渐混合，常常也指对土地课税，并连用为赋税。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是定额贡纳制度，征收标准是若干年农业收成的平均数。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个征收的额度应该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著名的“什一税”。后来“十里抽一”这个比例持续了很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与徭役被视为基本征课方式，贡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未完全灭失，仍然是百姓的一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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