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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同样慧眼识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但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

    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政治风波，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

    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

    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而让后世最为崇拜的，则是清末以文人统兵的曾国藩。其本人并不善军事，这才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筹划。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当然，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武勇已经过时，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并非个人的天赋、努力与否能决定的。

    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会作人”。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

    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了宋明时期，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事实上，为了打仗，正是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开始了“武举”。

    比试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当时，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子兵法。所谓的“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谋略上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武试。

    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期也出过一位如应节严般文武通材——熊廷弼，据说，熊廷弼先是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从文，又中万历丁酉湖广乡试第一名，次年登进士。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熊大人，当了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一度让后金的努尔哈赤的攻势受阻。他招集流亡，整肃军令，制造兵器，巩固守备，让后金一方一筹莫展。但最终其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败，坐罪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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