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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赵昺在发动北伐对于北地儒士的态度并不明朗，而是模糊对待，凡是投靠元廷，或是依附豪强权贵，抵抗王师的皆视为敌人，坚决予以消灭。而对于那些所谓普通‘儒户’，则视为普通百姓，并没有刻意加以打压，也为出台优待政策。

    但赵昺也理解他们的心情，从北地儒士角度看，故朝已遥远，异族早为正统，现在改朝异代乃家国奇变。对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要承受社稷倾覆、制度崩坏所造成的流离之苦和心理恐惧，又要忍受新朝镇压，不得不投诚效顺的精神屈辱。

    如此巨大的变故让北地儒士阶层陷入了不知所从的精神困境，对许多人来说当国家覆亡的消息传来时，最初的冲动可能都是赴死，而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压力也应该越大。他们此时的想法可能与宋亡之际很多江南儒士相似，让陈识时和马端临等同样经历的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也就不奇怪了。

    “陛下，京中朝臣们获知北地消息，以属下所知可能并非通过地方奏报，而是私人间的书信。”张颂这时插言道，“当年蒙元侵入江南，掳掠和征辟了诸多儒士迁往北地，他们中得以入仕者并不多，很多人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也有些人隐退乡野讲学！”

    “这些人不乏与当下朝中官员，在野名儒大家，或为同窗，或为同僚。王师攻入中原后，他们得以互通书信，其中必然会涉及其见闻和告知自身处境，当然也可能有求助之意。”

    “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赵昺轻声吟诵道。两句诗当然不是出自他手，而是出自明末清初的十六岁少年夏完淳的《自叹》，颇道出了他在经历改朝换代之际的内心彷徨。

    而他知道蒙古人在早在窝阔台时期，在汉族以及汉化程度较深的其他民族士人的影响下，就曾以“儒通吏事”和“吏通经术”为标准选拔官员，可见元廷对待儒士的政策导向，由此也可见其对儒学经术的重视。

    后来又根据耶律楚材的提议，设置了儒户。儒户的设置尽管是对待佛道等教徒的政策参照，又把士人与工匠屠夫等编户齐民等同相待，但也给成为儒户的士人带来免除赋役的优待。给予了不凭血缘，不靠门第，无恒产的士以精神贵族的身份确立了地位。

    不过这次局势的变化之快，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士人们很快发现，可供自己考虑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仓促之间难以做出抉择，问计于昔日同窗、同僚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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