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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一年三月中，名震天下的巨寇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正式向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熊文灿递交降表。大明朝廷授其副总兵之职，并允其将部队驻扎在谷城县王家河，还把王家河改名“太平店”，以示招安之意。

    张献忠早在去年底便因熊文灿的招抚而发生动摇，年初，他在与左良玉等官军的作战中连续失利，帐下谋士薛正贤乃当朝宰辅薛国观的侄儿，以“约降取富贵”之言趁机怂恿他投顺朝廷。他思来想去，最终认为“诚得国观为主于内，抚可万全”，坚定了求抚的心。

    不过张献忠毕竟非常人，即便招抚，手段与心思也较之那些前辈同类要高超不少。

    他先派张可旺等“饬名姝、赍重宝”找到有些旧情的陈洪范请他牵线搭桥，表示“大恩未报，愿率所部随马足自效”。陈洪范投入熊文灿帐下，本就怀着戴罪立功、一雪前耻的志向，见这大笔买卖自己送上门，自是奇货可居。有他在于中介绍，张献忠得以“黄金蹄裘千、珠琲盈斗、他货累万”重贿熊文灿。熊文灿既贪财又畏战，因而欣然答应代张献忠向朝廷上奏。除此之外，张献忠犹不敢松懈，加派薛正贤等人携带重礼重金，奔赴京师，“出入相邸，偏见群公，皆致厚馈”，为自家招安游说交际。如此，方觉稳当。

    与别寇不同，赫赫有名的张献忠的求抚引起了崇祯皇帝本人的高度关注。对流寇是剿是抚一直是朝议悬而未决的问题，崇祯登极初期，意气风发，很是锐意剿贼，可越到后来，他越觉专剿之举徒糜军资、徒疲军力，收效却不显著。加之近些年关外清兵阴魂不散，声势甚嚣尘上，崇祯颇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难受，由此对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流寇的观点，渐渐又开始向招抚倾斜。

    正月初八，熊文灿向朝廷转达了张献忠乞求招安的意向。崇祯在朝议上发问：“卿说这贼杀得尽否？”

    杨嗣昌与主剿派唇枪舌战，力陈招抚张献忠的必要性。先说“是则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而后剿其余，仍不为失算”，又说“流贼蜂起垂二十年，为中原大害，若论经常之理，一剿而外，更有何词？乃其恣横遍七、八省，党类至百余万，剿之不可胜剿，不得不开抚之一路，以杀其势”。

    而后面对主剿派对招抚不断的质疑，杨嗣昌索性抬出迫在眉睫的清兵做挡箭牌，再说“国家之兵力实不能兼御夫内外，国家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戛戛乎难之？”

    与杨嗣昌穿一条裤子的熊文灿也申辩“目前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更说“若此时苦无兵马可发，勿轻言贼易剿，如剿有兵有势，不至十二年成此难结之局也”，以附和杨嗣昌的论调。

    主剿派中有人担忧张献忠坚持保持队伍独立性，而非类似刘国能散尽其众，恐怕有养虎遗患之危险，杨嗣昌等人同样以“惊眠虎而使之觉，嗾驯犬而使之嗥”为由，坚称事分轻重缓急，不可鼠目寸光自陷左支右绌的困境。

    有熊文灿与杨嗣昌一外一内遥相呼应，加之薛国观、陈洪范等人的推波助澜，一番讨论后，“面谕剿抚原该互用”以及“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等结论已成定局。张献忠接受招安之事由此水到渠成。

    当然，张献忠一早前提出要当湖广总兵官并且全权控制地方、关防、札付诸方面，由此保证“郧、襄、均、承数百里外无一贼”的要求明廷绝不会同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张献忠得了个副总兵的头衔，挂职也只能挂在他自己的营头下面，部队则划分驻地谷城。

    为了加重自己此次投降的分量，除了自家，张献忠还拉拢了不少中小势力一并归顺。杜应金、马世秀、金白元等势力以及赵当世，也在其列。这些人中，赵当世是

    仅次于张献忠的大寇，因而朝廷同样另眼相待，副总兵没给却到底给了赵当世一个参将的职位，并将赵营的驻地安排在了枣阳县东北的鹿头店。

    和张献忠类似，赵当世这个参将，同样挂在他自家的营头名下，除了一个转正告身，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奖赏。赵当世打听到张献忠向熊文灿上报要求朝廷按十万人额度拨付军饷，只觉好笑更觉张献忠得意忘形。想如今明廷支持诸多正牌官军都不免面临钱粮捉襟见肘的窘境，哪里还会理睬张献忠这新降之人狮子大开口的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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